编者按：

“突破血脑屏障”、“突破肿瘤治疗最后一公里”，璧辰医药的一系列进展都受到了业界的关注，都让业界对这家新锐企业感到好奇。

在小分子药物研发竞争如此激烈的背景下，璧辰医药似乎非常精准地找到了自身的定位，并且进展迅速。

近日，生物医药行业新媒体平台生物经纬专访了璧辰医药创始人陈晨博士，为我们展现了陈晨博士温润如玉、如沐春风的学者气质，以及他对新药研发的“赤子之心”。

以下为访谈精华：

生物经纬：请简单介绍一下您的教育经历和工作经历。

陈晨：我1978年参加高考，进入厦门大学化学系学习，是恢复高考后大学第二届学生。我是上海人，毕业后考回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开始了5年多的博士生生涯，1987年拿到了有机化学博士学位。

随着出国潮兴起，我在1989年前往美国德克萨斯做博士后。第二年我太太前往芝加哥一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我也在芝加哥待了两年，然后进入工业界。1992年夏天，我到美国的圣地亚哥进入biotech医药行业。直到现在我都从事生物医药、尤其是与新药研发相关的工作。

生物经纬：您创立璧辰医药的初衷是怎样的？

陈晨：我在美国做完博士后进入了工业界，我在一家早期的生物制药企业工作多年，学到了不少新药研发的知识。

随着中国发展越来越好，我在2008年决定回国。当时想做新药，也注册了公司，做了很多的准备，但由于融资环境远不如今天这么好，没有成功。

机缘巧合，我进入了桑迪亚，一家CRO公司，其创始人是我在美国一起工作过的同事，非常熟悉，她希望我帮她一段时间，结果一干就是6年，但这不符我回国做新药的初衷。

2014年，我看到了中国新药的起步，所以辞去了桑迪亚的职务，开始筹备璧辰医药。这是我愿意做的，或者说是擅长做的事情。我认为这是个非常好的事情，既能满足自己的兴趣，也可能做出好药帮助病人。

生物经纬：您当时已经预判到中国新药将迎来黄金时代吗？

陈晨：其实很好判断，因为从2010年中国CRO开始崛起，如药明康德等公司。这本身就预示着中国会在新药研发方面有很大的发展。

这里主要有几个因素：第一，中国的人才非常多，尤其做新药研发的华人，虽然好多流失在国外。第二，CRO的崛起培养了很多的中层人才，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做药的过程非常漫长，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既需要有经验的，也需要中层、可执行的人。第三，氛围也是一个重要原因。CRO崛起后，好多国际制药大公司纷纷入驻中国，特别是上海，这创造了氛围。最重要的当然还有国家政策的改变。

今天整个新药行业蓬勃发展，我认为这样的趋势还会延续好几年。一方面天时地利人和，另一方面中国确实需要好药。对于过去比较贫穷的中国而言，低价的仿制药可能比较合适。但现在的中国日渐崛起，则需要全世界最好的药。

生物经纬：您之前也一直从事小分子药物的研发吗？

陈晨：对。我在美国的Neurocrine Bioscience工作了15年，所从事的工作基本都与中枢神经小分子新药研发相关。过去小分子的开发比较热门，但随着大分子抗体的进入，尤其是癌症治疗方面，近几年小分子热潮有点降温了。

小分子药物研发，针对中枢神经是个非常好的方向。中枢神经药物跟其他最大的不同就是血脑屏障参透性。血脑屏障限制了很多新、老药物的入脑率。如果是针对中枢神经疾病的治疗，药物浓度可能就达不到疗效。

生物经纬：因为前期的研究集中在中枢神经领域，所以在确定创业方向时，您才瞄准了突破血脑屏障的领域吗？

陈晨：对。这其实得益于我以前的同事余科教授。2011-2012年我们同在桑迪亚工作，她当时是桑迪亚的生物部的副总，现在是复旦大学的教授。她的背景、训练、工作经验全部在癌症方面，是个真正的专家。我们经常交流新药研发的话题。她曾多次提到：对于癌症病人，脑转移是非常难解决的问题，迫切需要新药。她认为根据我的背景，选择这个领域应该是另辟蹊径。

做任何事情都可能有竞争。在当前环境中，我们团队的背景和经验之所以会胜出，真的要感谢她当时给我指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向。

生物经纬：您创立公司后，是否体会到创业跟研发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之处的？

陈晨：挑战有一些，但各方面没有特别大的问题。因为做新药如同基础研究会碰到很多科学问题和挑战，要耐得住寂寞。由于我的个性、训练、从最基层做起的职业经历，这些不是最大的问题。我在美国时曾领导过多个新药项目，应该也不欠缺领导能力。

另外在桑迪亚的6年，我不仅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也帮助客户做项目，所以创业的过程对我而言也非常自然。

生物经纬：您现在的创始团队当时是怎么集结起来的？

陈晨：我们团队之间非常熟悉和信任。例如，赵黎和我的搭档黄青都是我在桑迪亚共事过6年多的同事。更重要的是，1992年我和黄青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就相识了。

其他的团队成员，比如化学部的胥敏、陈友琴也在桑迪亚工作过，所以大家互相了解而且理念相同。所以我在桑迪亚的6年是非常有益的，不仅让我看到了今天的机会，也积累了人脉、熟悉了整个环境，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生物经纬：您认为团队想要达成一致的目标，哪些因素是非常重要的？

陈晨：我觉得领导才能，或英文的leadership很重要。想要做好研发，不是靠管理管出来的，而是需要真正的领导才能。所谓的leadership是告诉团队虽然会有弯路，但是我们走的方向肯定是对的。只要你证明给同事看，大家都会跟着你。

所以我一直强调leadership 跟management（管理）这两个因素是不一样的。做科研leadership比management重要得多。在生产单位可能需要好的管理，但在研发领域管理并不同等重要。

生物经纬：现在公司推进最快的ABM-1310大概是什么进度？

陈晨：2016年，我们从一张白纸开始做。经过三年多的时间，我们把在纸上的想法落实到了临床化合物，2020年初开始了临床试验。现在我们已开展了大半年的临床一期试验，希望在明年下半年或年终能够完成一期，进入真正的药效临床试验。

生物经纬：在管线方面，未来还可能会在哪些方面进行布局？

陈晨：这可能与公司的初衷相关。首先这几年抗肿瘤、抗癌药进展非常好，包括靶向药、免疫治疗、细胞治疗等新技术，但癌症脑转移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由于血脑屏障的存在，细胞治疗或大分子能不能入脑还需要从科学上得到明确的回答。我们知道小分子只要设计合理是可以的。现在大家也认知了癌症是全身性疾病，大部分的癌症病人是死于癌症的扩散或转移，并不是死于原位。

大脑是身体的一个重要器官，由于血脑屏障导致许多抗癌药物进不去，并不表示不需要处理大脑的问题。所以我们设计小分子抗癌药时要考虑到大脑的有效浓度。我们现在及今后想做的是继续开发小分子入脑药物，这不仅能治疗癌症及转移扩散，也可能治疗一些老年疾病，比如阿兹海默症及神经退行性疾病。

生物经纬：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只要解决了脑转移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解决了癌症扩散的问题？

陈晨：解决这个词不是很准确。癌症是老年性疾病，随着人的老化，免疫体系也在退化。在老年病人群中，逆转的可能性很小，我们能做到的是尽量延缓这些疾病的进展，做到“带病生存”。

治疗癌症也是如此。到目前为止真正能够治好癌症的药不多。有些被治好的病人本身比较年轻强壮，有自身恢复的能力。大部分癌症病人年纪比较大，比如60岁、70岁，随着年龄的增加，患癌症的概率越来越高，治愈也确实很难。

反之，如果抗癌药只延缓病情而没有处理大脑，那么病人可能脑转移导致死亡。举个例子，在欧美白种人黑色素瘤比较多，在亚洲则不然，因为黄皮肤可以保护紫外线的辐射。我们有组黑色素瘤病人的数据，在第三阶段的病人约有50%的脑转移，而4期的黑色素病人约有65%。有人曾做过解剖得出结果：死亡的黑色素瘤的病人大脑的转移可达到75%以上。所以可推断，黑色素瘤的病人死亡于脑转移有关，而可能不是死于黑色素瘤本身。因为可以想象在皮肤上长瘤对生命是没有很大威胁的，而是转移到了大脑或其他的敏感器官后，癌细胞导致了器官不能工作，最终导致病人死亡。

生物经纬：就现阶段研究来看，会有一些特定的肿瘤易发生脑转移吗？

陈晨：有的。从以前的历史数据开看，一般我们认为和血流的走向有关，比如肿瘤在上半身，当血液循环的时候，主动脉直接到大脑，如果在那个血液循环里面有癌细胞的话，就有机会进入大脑。如果是下半身，一般血液先经过其他的器官，像肺、肝、骨头，癌转移就可能到这些地方。而肺或肝转移恶化程度非常大，病人可能生存不到脑转移的发生。

所以，随着抗癌药或者是抗癌治疗越来越有效，我们认为脑转移的概率是越来越高的，这是一定要解决的问题，也是近几年该领域比较看好的原因之一。

生物经纬：您认为目前科研界对于肿瘤的转移机制已经理解到比较透彻的阶段了吗？还有什么要突破的难点？

陈晨：整个生物领域对许多老年性疾病的理解还不太完善，需要更多基础研究来支撑。肿瘤转移扩散方面应该只是大的框架上理解，比如说癌症跟其他疾病的不同之处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标志，一个是缺氧，二是随着缺氧而来的血管增生，这两个特征相对于其他疾病是特殊的。

其实跟人一样，对生物体来说，缺氧是不太有利的环境。打个比方，如果人类生存的某个地方干旱，没有饭吃了，那我们就会迁移逃难，癌细胞也是。当产生缺氧的情况，癌细胞自然希望把血管伸出来，来获得营养：糖和氧气。第二步，它要“逃难”，如果一个地方呆不下去就换地方，这就是所谓的转移。

如果选择转移，癌细胞会发现大脑是很好的生存之处，有足够的营养供给以及“弱”的免疫系统。这跟人类在大灾难的时候逃难，基本是差不多的理念。但具体到它“逃难”的信号通路，目前科研界对这方面的了解还不是很深。

生物经纬：您能简单介绍下您目前正在研发的新药突破血脑屏障的机理是什么，是如何实现“肿瘤治疗的最后一公里”？

陈晨：血脑屏障对于动物或人类来说非常重要，动物或者人类是有记忆的，因为需要记忆，大脑免疫系统跟脑外是不一样的。大脑里面的组织或细胞再生程度很弱，比如脑神经元就不会再生（目前还有争论），因为如果再生的话，会把老的神经元取代，那么那部分神经元的记忆就没了，你的记忆就会失去。所以在进化当中，为了保持记长期记忆，神经元没有再生的能力或者再生能力非常差。

而在脑外就没有问题，比如说皮肤受伤，过两天伤口就愈合了，因为它会自我修复能力，会再生。在人类或者动物的进化当中，形成了血脑屏障，它本身的意义就是让一些对大脑细胞产生不利影响元素排除在外。所以血脑屏障阻止了很多东西，比如脑外的免疫细胞就不能随便进去。

但其实血脑屏障也并不是攻不可破的，比如说我们喝的咖啡中，咖啡因是个很小的分子、水溶性很好，很容易进出大脑。如果能设计出跟咖啡因一样的分子，那就没有了血脑屏障的问题。刚才提到过大分子，因为大分子的分子量很大，大脑会感觉到是对自己是有伤害的，所以就限制它。

因此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最基本的因素，比如说尽量往咖啡因的分子特性靠，而且要兼具分子量小、水溶性好的特点，这些是最基本的原则。

生物经纬：肿瘤细胞脑转移是经过血液系统的，还有其他方式吗？

陈晨：人有两个循环系统，一个是血液系统，一个淋巴系统。我觉得肿瘤细胞转移通过血液系统更多，因为淋巴系统主要是免疫体系，如果肿瘤细胞发生在淋巴体系或者是免疫体系，对肿瘤细胞本身是不友好的，因为进入了免疫强度非常高的环境，可能生存的能力会比较差，所以我认为脑转移主要是以血液系统来输入的。

生物经纬：璧辰这款药是阻止肿瘤细胞在大脑组织内着落，还是在大脑血液循环当中把它杀死？

陈晨：大家知道癌症都有原发灶，开始的地方因为特殊的环境导致了癌变，那么随着癌变进展，癌细胞会脱落，进入淋巴体系或者血液体系，最终循环入大脑，这需要一个过程。

如果没有血脑屏障的话，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研发，由于血脑屏障导致了现在一些抗癌药物在大脑里的浓度比脑外差了几十倍。

其实随着年老，细胞癌变的可能性也会越来越大，同时免疫体系越来越差，意味着你的同盟军是越来越弱，癌症势必会继续发展。但如果我们的药物研发成功，患者提前服用，提前在大脑开展抗癌布局，达到足够的药物浓度，癌细胞万一进去了也生存不了，因为药物会把它抑制。

生物经纬：如果肿瘤细胞转移，可能意味着后期阶段肿瘤细胞是在全身进行循环，这款药物后期会和其他药物联用吗？

陈晨：现在看来，今后抗癌药物联用肯定是发展趋势。因为我们盯着的癌症是表，我们的免疫体系在老化，清除能力也在下降，所以老化是源头，我一直强调癌症要治愈，至少在今天对科学理解的程度下，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还不知道它是什么引起的，以及老化跟癌症的关系是什么。

因为癌症的复杂性，所以联用肯定是更好的方法，我们也会探讨联用的可能性。

生物经纬：是否可以理解为，璧辰的技术是在构建一个底层架构，只要把这些技术突破了，后面很多项目研发的进展都会更加快速？

陈晨：要突破血脑屏障，在技术上也有很多方法。比如大脑需要葡萄糖，葡萄糖本身是极性分子无法直接透过血脑屏障，但它可以通过蛋白转运体进入大脑，相当于血脑屏障这个“围栏”上有一扇门，而葡萄糖利用胰岛素这把“钥匙”，开门进入大脑。如果利用这种原理，设计分子也能利用“钥匙”从门进入，这是一种突破血脑屏障的方法，技术上比较高明，但是挑战也非常的大。

除了在“围栏”上开门外，还有一种方法透过血脑屏障，就是把分子设计的像咖啡因分子一样，可以直接从“围栏”间隙过去，还可以自由出入，这就非常的便利。我们认为我们有能力做出像咖啡因一样的小分子，让他进出大脑没有限制，同时又是靶向药，能真正发挥效果的同时副作用会比较小。这是我们过去累积的经验，也正在做这件事。

生物经纬：璧辰后期会做成平台型的公司，还是偏向于研发类？

陈晨：我们应该是平台型的，因为我们有这个能力。之所以我们做平台是能够不断提供好的分子给可能的病人，而整个医药界都需要这样的分子。我们都知道，新药研发的周期非常长，像我们比较擅长做研发的就做研发，让擅长做后期开发的公司做后期，有的擅长做临床就做临床，大家做擅长的事情把事情做好。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以平台为基础，当然也可能会自己做产品。因为做药并不是纯科学的事情，有三个主要元素，科学是最基础的，其他两个是合作和资金。做这个行业没有资金是断不可能的，根据现在的报道，10个亿美金才能做出1个药来，资金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生物经纬：璧辰今年完成了A+轮融资，后面的融资节奏大概是怎么样的？

陈晨：看进展吧，生物技术公司有它自己的规律。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几个朋友凑了300万美金。两年多以后，我们融了600万美金。

我们刚刚完成2000万美金的A+轮，主要是用于做临床一期的成本，我们希望临床一期的结果很好，期待我们公司的价值会上升，之后再融3000万、5000万的话就比较容易。

经常说做新药是需要情怀的，但凡是能做到最后的都必须要有资本推动，如果没有，情怀是走不了多远的。

生物经纬：刚才咱们着重聊了创业历程，在您过往的经历中，有没有对您影响很大的人？

陈晨：肯定有，我在这么多年的职业生涯当中，最佩服的是我两个导师，一个是我在有机所读博士时的老师黄耀曾先生，他几年前过世了。他影响我最大的方面，就是教我怎么解决问题，在学校时可以学很多的知识，但是学不到怎么解决问题，和黄先生学习的整个过程，我学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怎么解决问题。

另外一位就是我在博士后的导师巴顿（Derek Barton），他是1969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他给我的印象就是“如果要做好科研，或者要做非常好的科学家的话，一定要博览群书”。我们年轻的时候，很容易年轻气盛，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懂，但是跟老一代科学家相比，真的是“相形见绌”。所以我非常佩服他的博学，所以我在过去的经历当中，除了做药，对自然科学也非常有兴趣，除了制药也学一些其他的东西，因为自然科学是相通的。

生物经纬：您除了工作，业余还有哪些兴趣爱好？

陈晨：我的兴趣爱好真的很多，这几年投入工作的时间比较多，兴趣爱好也很少时间去发展，但我依然希望退休以后，再去捡起我的爱好。

我比较偏爱旅游，因为我就是好奇心非常强的人，会对自然界的一些现象非常的有兴趣，比如某些特殊地质、地貌是如何形成的，我在旅游之前都会做功课，先学习，可以说是带着“攻略”出门。我特别鼓励带着孩子一起出门，并在旅行过程中，跟他们讲解这些知识，那么孩子就会对自然科学特别感兴趣，也会激发他们的想象力。

另外我喜欢拍照，因为忙，我一直觉得把一些美好的东西先记录下来，等到退休以后再去浏览，回忆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我是最早拥有数码相机的一批人，1998年数码相机刚刚兴起，像素非常低，640k，998美元，我记得非常的清楚，这个相机现在我还留着。

原来大家都用胶卷，胶卷当然有它的好处，但是数码的好处是可以贮存不会变质，哪一天退休了，我会把东西全部整理出来，再整理成册。

生物经纬：最后，您希望璧辰有一个怎样的未来？

陈晨：我觉得以现在中国的情势，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只要你敢想，就一定可以把公司做大、做好。我个人我希望5—10年后，我们有做成的药物上市，能让我们的药物帮助更多的患者，也希望后续我们有更多的管线出来，这是我能想象到的一些具体的景象。

几个星期以前，我们有机所毕业的同学们做了个70年周年的纪念会。我们有很多同学都进入了制药界，有许多人参与了成功的新药研发，我们对同行能做成药，能够造福病人的科学家真的怀抱非常非常大的敬意，希望我们今后也能做出一些贡献。